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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前共发生过11次经济制裁，平均每5年0.44次；冷战期间即1945-1990年发生116次经济制裁，平均每5年2.58次；冷战后截止2005年共发生57次经济制裁，平均每5年达3.8次。当战争的代价越来越大、尤其核平衡导致大国间的战争变得越来越难打响后，"不流血的战争"变得越来越频繁。

所谓“制裁”通常指经济制裁，涵盖财政、金融、贸易等各领域，系指断绝外交关系以外的非武力强制性措施，包括全面贸易中止、特定物资禁运、人员交流限制、金融资产冻结等等。

制裁的雏形  在中国，春秋时期齐桓公九合诸侯，约法五章：“毋壅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其中“毋讫籴”的意思，是各国不得阻止粮食自由贸易，这条章程列入盟约，表明“讫籴”即粮食贸易制裁，在当时已是常态；此后漫长的帝制年代里，历朝君主都曾制定过各种五花八门的禁运措施，比如汉朝禁止汉人自由出境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宋、明、清代曾分别禁止过铁器、稻种、药材、书籍、钱币等的出口，其中有些针对特定国家、民族的出口禁止，带有经济制裁的特征。

在西方，公元前的腓尼基人就曾用海上封锁和商业禁运手段对付小亚细亚和地中海沿岸的对手，希腊时代提洛同盟也曾分别对波斯帝国和伯罗奔尼撒同盟实施过商业制裁。到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和阿拉伯世界之间时战时和，互相进行商业制裁成为家常便饭。

近现代制裁越来越多  拥有海军力量的重商主义国家英国、美国，最先领悟了制裁的妙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众败俱伤收场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痛定思痛，主张用经济制裁替代武力制裁，来解决无法用和平谈判解决的国际纠纷。

经济历史学家海伦娜.霍夫堡曾总结过1915-2008年间的国际经济制裁，按照她的统计，二战前共发生过11次经济制裁，平均每5年0.44次；冷战期间即1945-1990年发生116次经济制裁，平均每5年2.58次；冷战后截止2005年共发生57次经济制裁，平均每5年达3.8次。

由此不难看出，当战争的代价越来越大、尤其核平衡导致大国间的战争变得越来越难打响后，“不流血的战争”变得越来越频繁。冷战前的制裁多以“群殴”为主，如“ABCD”（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在珍珠港事变前对日本的贸易制裁，两次大战间西方列强对中国非自卫性武器的禁运等等，冷战后各国单独行动的制裁变得常见起来，既有大国对小国、富国对穷国的制裁（如法国对科特迪瓦、英国对津巴布韦），也有小国对大国、穷国对富国的制裁（如卢旺达对法国，委内瑞拉对美国）。

在冷战期间，由于各强国间利用否决权的相互制约，尽管制裁频繁，但由安理会领衔的制裁仅两起（被制裁国分别为南罗得西亚和南非，都和种族隔离有关），而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至今，由安理会出面实施的制裁已有20多起，涉及国家包括伊拉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利比亚等19国。

制裁成功率33%  威尔逊曾乐观预期，“没有一个现代国家可以承受制裁压力”，经济制裁也的确曾起到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制裁“正面范例”，包括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中美国针对英、法的制裁（迫使两国从苏伊士运河撤军），1962年美国及其美洲盟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针对苏联驶往古巴船只的“隔离检疫”（迫使苏联从古巴撤出核武器），1981年美国对苏联、波兰的制裁（迫使波兰当局放松对团结工会的镇压）等等，这些制裁最终都达到或基本达到了制裁所想达到的目的，算是成功的。

但更多的却是不成功的反例：

前述ABCD针对日本侵华的制裁，曾由英、美两国提出三项目标：日军撤出中国大陆，废除轴心国条约，不承认国民政府外其它中国境内政权，但这三项条件无一被满足；二战后苏联为解决西柏林问题，劳师动众制造了“柏林事件”，更修筑了把整个西柏林包围起来的柏林墙，“制裁”不可谓不严密，但“柏林事件”持续近1年一无所获，柏林墙的竖立未能切断东西德间的联系，其倒塌反倒引发整个东欧阵营的连锁崩溃；美欧对苏丹的制裁未能让巴沙尔下台，英国对津巴布韦的制裁也没能逼退穆加贝；至于以制裁逼“弃核”就更无效——印、巴、伊朗、朝鲜等要么根本不买账，要么压根不承认有意制造核武器。

另一些制裁甚至变得形同“表演”，伊朗对欧盟的石油禁运（制裁）不去敢碰进口伊朗石油最多的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却偏偏制裁了几乎不进口伊朗石油的法国，和本身就是石油出口国的英国。

海伦娜.霍夫堡的统计称，美国对中国制裁3次，苏联对中国制裁1次，美欧对苏联制裁9次，全部以失败告终，而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则显示，尽管制裁总数在不断增加，但制裁效果却依旧低迷，制裁成功率仅为33%左右。

制裁的成败  伍德罗.威尔逊看似颇有道理的算计，缘何与事实如此大相径庭

首先，在多元化社会，若达不成全面国际共识，制裁往往产生不了杀伤力，反倒便宜了竞争对象。如美国对阿盟、阿盟对美国的针对性制裁就是如此，阿盟有油在手，美国不买自有别人买，美国自己就有丰富石油储备，又在拉美、非洲等地到处“播种”，不必在海湾国家一棵树上吊死；再如西方对苏丹的石油制裁，美欧对中国的军火制裁，最终的结果，是让中国、俄罗斯渔翁得利。

其次，敌意越高、关联度越少的国家，制裁越难生效。美欧针对叙利亚的金融制裁就是如此，巴沙尔当局在欧美的金融资产和投资并不多，冻结资产之类“杀招”不痛不痒。与之相比，被美英金融掮客忽悠得在欧美大洒金钱的卡扎菲，就被同一招金融制裁整得好苦，而美国针对欧盟国家、日韩等盟国的制裁屡屡得手，奥妙就在于这些国家和美国经济关联度太高，且又处于弱势。

第三，经济结构完善、对外依赖度低的经济体不容易被制裁压垮，海伦娜.霍夫堡的统计显示，发生在大国间的制裁共25起，成功仅1起，奥妙在于大国经济“自循环”能力强，“抗击打”能力高。而一些穷困、闭塞的小国因融入国际化经济循环程度低下，或购买力差，制裁与否对他们的经济运行也产生不了大的影响，国际社会针对塔利班的制裁无济于事，奥妙便在于此。

第四，要价太高，对方宁愿选择抗拒。如美国针对中国人民币汇率的制裁便是狮子大张口，中国倘接受，经济将遭受严重冲击，宁可承担贸易战风险也不敢“一步到位；再如巴沙尔已看透，阿拉伯联盟针对叙利亚的制裁，目的就是想办法赶自己下台，不想下台甚至送命，就只有咬牙死撑。

第五，实力坚强，不怕一战。被ABCD制裁的日本便是如此，当它自觉继续被制裁将导致经济崩溃，吐出在华侵略利益又极不甘心，又自感羽翼丰满、有实力冒险一搏时，“珍珠港事件”、偷袭新加坡和登陆菲律宾，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第六，借力打力，转嫁危机。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善于把制裁危机转嫁给邻国或本国平民，如欧美日针对朝鲜的制裁，最终便转嫁到平民身上，而“先军政治”保障下的朝鲜军队、政府和核项目却不会伤筋动骨。